朴槿惠:母亲遇刺后成长为韩国第一夫人

  朴槿惠:母亲遇刺后成长为韩国第一夫人

   朴槿惠

  没有人会认为把荒废的国家带上复兴之路的领导之路是简单和安逸的。为什么领导之路如此艰难?这是因为在国民看来,领导人应该超越时代,可是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很难被理解。只让国民拍手这件事对领导人来说易如反掌。尽管领导之路多少有些坎坷,但还是应该去领导一个社会。我们应该用不屈的意志让那些说不行或者不可能的事情向前推进。如果事情本身很困难,再加上很难得到国民的理解,就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朴槿惠《与苦难为朋友 以真实为航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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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槿惠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母亲陆英修女士匆匆告别了人世。当时朴槿惠正在法国跟朋友们一起旅行,有人告诉她说她母亲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让她赶紧回宿舍。朴槿惠刚回到宿舍,韩国驻法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就赶来了。从外表看他们很沉着,但从他们的脸上,朴槿惠本能地预感到某种不祥。朴槿惠在著述《我的母亲陆英修》中详细地记述了与此事相关的内容。让我们来看看她是如何记述的:

  随着开学日期的日益临近,再次出发去法国那天,因为太着急,刚走出青瓦台的大门,我忽然想起还有一件东西落下了没拿上。当重新返回二楼房间的时候,我发现母亲一个人在默默地抹眼泪。可能是母亲没想到我会返回来,看见我匆忙进来,她感到很吃惊。不过,可能是因为再次见到了女儿,母亲脸上马上就露出非常高兴的表情。因为时间紧迫,我没能跟母亲多说几句就急着蹦下台阶跑了出来。看着我匆匆忙忙的样子,母亲也跟着一起走了出来。

  母亲站在长长的木栅栏后面,一直看着我上车。直到汽车离开,她还不停地向我挥手。没想到,那竟然是我跟母亲的诀别!就这样,我离开了祖国,远离了亲人,暂时栖居在人生地不熟的法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可能是因为不忍心向我仔细说明事情的真相,他们只是简单地告诉我说家里突然有急事,要我马上回汉城(今称首尔,下同)。当时,我正跟其他同学一起旅行,在返回宿舍的汽车上,我忐忑不安,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在机场准备搭乘回汉城的飞机时,我在报摊上看到了关于我母亲的报道。外国报纸详细地转载了韩国的消息,将我母亲去世的报道跟她的照片一同刊登出来。

  “母亲去世了?!……”

  我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看了报纸上刊登的有关我父母的照片与报道,我还是不相信这事情跟我母亲有关系。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仿佛像做梦一样。又像瞬间被高压电击中,我能清楚地感觉到电流从头到脚流过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滋味。紧接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眼中喷涌而出,没有尽头似的,一发不可收拾。从巴黎起飞到汉城着陆,我的眼泪就像瀑布一样没有停止过。说实话,我真不知道那么长的时间我是怎么度过的。

  飞机在日本东京作短暂停留时,我收到了父亲发来的慰问信。我想,他可能害怕我受到的打击太大。我仔细地阅读了父亲发来的信,想从中找到一点点蛛丝马迹,可是什么都没有!飞机在金浦机场着陆后,我看到了亲自来机场迎接我的父亲。透过舷窗,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看起来显得那么孤单、那么瘦小。看到父亲的容貌,我的心仿佛要再次坍塌。他面无血色,苍白的脸上满是几天煎熬之后的疲惫。一见到我,他就告诉我他已经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

  到达青瓦台时,我看见母亲像远离尘世一样,安详地躺在会客厅里。这不能容忍的现实,无论如何就这样残酷地摆在了我的眼前!母亲离开我们时,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她就这样留下我们几个,一个人孤独地步入天堂。此时此刻,我脑子里满是母亲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妈妈能控制自己!”为了我们这个民族,为了那些怀才不遇的人们,母亲就这样奉献了自己,就这样,从我们的身边永远地离开了!

  1974年8月15日,光复节那天,母亲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上午10点钟她要前往奖忠洞国立剧场,参加那里举行的光复节庆祝仪式。11点钟,要出席韩国第一条地铁的开通仪式。晚上6点半,还要出席光复节的庆祝晚宴。

  我父亲和母亲到达举行光复节庆祝仪式的场地——国立剧场的时间是1974年8月15日上午10点整。他们到达剧场时,出席庆祝仪式的独立功臣和部分遗属们早就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坐好了。坐在剧场舞台正下方的是市立交响乐团,左边的是城东女子职业高中合唱团。

  父亲和母亲刚一登上舞台,前来参加仪式的宾客们就立刻激动地鼓起掌来。霎时间,整个剧场里到处都是雷鸣般的掌声。十点零六分庆祝活动正式开始。根据仪式的顺序,首先是致国民礼仪(即全体人员右手放在胸前向国旗致敬)、唱国歌,紧接着是总统致祝词。父亲在祝词中特别阐述了“和平统一三步走”的基本原则。我觉得他的这个讲话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致词刚开始没多久,就从舞台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可令人遗憾的是,在座的人们根本就没有听清是枪响的声音,大家都以为那个声音只不过是从某个角落传来的轰鸣声而已。父亲好像也没有听见枪声,他继续读着他的庆祝词。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不知道是谁从舞台中央后边一排向着舞台冲过来,并边跑边开枪。这时才反应过来的父亲迅速地躲到舞台后面,身边的侍从警卫也迅速掏枪向那个枪手还击。震惊全国的惨案发生了!

  在舞台上就座的人们纷纷躲避子弹的时候,只有我母亲一个人还直挺挺地伸着腰端坐在椅子上。没多久,坐在椅子上的母亲突然上半身向右倾斜下去。不一会儿,警卫员和迎宾席上就座的功臣家属们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扶母亲,拖着她到舞台后边去了。

  没多长时间,开枪的那个人就被制服了。大家整理了剧场之后,父亲又重新开始了他的演讲。致词结束后,父亲弯腰捡起母亲留在舞台上的胶靴和手提包退出了剧场。就在那个时候,父亲还觉得母亲可能只不过是受了一点点皮外轻伤。

  糟糕的是,父亲的判断完全错了!母亲刚出来不久就失去了意识。她被迅速送往医院,接受了长达5小时40分左右的手术。结果,她最后还是没能醒过来。就这样,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的遗骸当天晚上8点15分被运回青瓦台,安放在她生前听取民怨、跟国民见面的那个接待室里。后来我听很多人说,那天晚上整个汉城的天空铺满了红色的云彩,他们说好像上帝也在为我母亲的去世感到悲伤。

  我和弟妹守灵的时候,父亲每天凌晨都来哭灵。每次他都会走到置放遗体的帷帐后面,轻轻地摸着棺木,高喊着我母亲的名字“英修”,然后就放声大哭。父亲的哭声很大,后来干脆成了嚎啕大哭,我感到整个屋子的窗玻璃都快被震碎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不忍心看父亲失声痛哭的样子。他每次从帷帐后边走出来时,满脸都是泪水,让周围的侍从官也悲痛欲绝。

  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前来吊唁。吊唁的人中有身体不便被孩子背着来的,有90岁高龄、被子女们搀扶着来的,有不辞辛苦从南方老远跑来上香的,等等。灵堂里到处是那些饱含深情前来吊唁的人,特别是那些曾经受到过母亲帮助、目前已经能够自立的军警遗孀、癞病患者、报贩子和擦鞋匠等等。他们进香时那撕心裂肺的痛哭,给我们家族失去亲人的悲伤更平添了一层国民们失去慈祥国母的哀伤。

  身着丧服的人们手里捧着一束束菊花,他们的脸在炎炎烈日下被晒得通红。他们冒着酷暑赶过来时,都没来得及擦去满脸流淌的汗水。他们在母亲灵前嚎哭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

  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来吊唁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吊丧的16日至18日,仅三天时间里,就有包括外国人在内的30多万人前来吊唁。青瓦台所在地三清洞被各地赶来吊唁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看到那些络绎不绝赶来吊唁的人们,我分明感受到了母亲给那些家庭困难、生活艰难的人们心里留下的无尽的爱!

  1974年8月19日这一天,前来送行的亲人们与在青瓦台居住长达10年零9个月的母亲进行了今生今世的最后告别。出殡仪式开始后,父亲首先默哀、进香,然后由我和弟妹们按顺序进香。之后,我们几个整整齐齐地站在灵前,最后一次哀悼即将被送往墓地的母亲。出殡仪式结束后,灵车驶向永诀殡仪馆,父亲和我们姐弟三人强忍悲伤跟在灵车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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